近日，贾连港副教授在《文献》2023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《宋徽宗“即真之诏”考辨——兼论南宋政权继统构建中的史书编纂》的文章。

在两宋之交，北狩途中逃归的曹勋带来了宋徽宗所谓的“太祖誓约（誓碑）” 和授权赵构登极的亲笔御札（即内容为“可便即真，来救父母”的“即真之诏”）。此前学界对“太祖誓约（誓碑）”真伪及流传情况多有深入钻研，但对“即真之诏” 的探讨则明显不足。与“即真之诏”相关的真伪、书写与传递等诸问题，也关涉南宋政权继统合法性构建中的史书编纂问题。

文章认为，宋徽宗八字“即真之诏”应是可信的，而“圣语”“即真”二字诏书说不足凭信。“即真之诏”的书写和传递过程大致是：在建炎元年四月十日左右，宋徽宗书写诏书，并交付曹勋；在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曹勋逃归南京应天府，并将诏书上呈宋高宗。在南宋政权的继统构建中，作为宋徽宗之子的纯正血统是赵构获取大位的重要前提，其即位后获知的“即真之诏”又进一步服务于赵构登极的正统性与统治的合法性构建。围绕“即真之诏”的史书编纂，主要有以下变化：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客观记录其来龙去脉为主；继而在宋高宗绍兴初年，耿延禧、汪伯彦等人很可能有意调和“即真之诏”的书写时间与曹勋逃归上呈的时间；随着宋高宗的统治趋于稳固以至于此后的宋宁宗时代，其叙事的政治性渐弱，又复归客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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