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5日下午，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做客我校“名家讲坛”暨“陈直纪念讲座第三讲”，为全校师生作题为《犍陀罗与中古中国》的学术报告。校内外师生百余人听取了报告。

孙老师的讲座从三个方面展开，分别是：从犍陀罗重新认识汉文佛典的权威性，犍陀罗文明曾对中土政治与信仰世界的影响，新的宗教信仰对艺术主题的拓展。

讲座中，孙老师首先指出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革，佛经、佛像、菩萨信仰于这一地区出现。因此，搞清楚犍陀罗的情况对于了解早期佛教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意义。孙老师认为汉地译经开始重视梵文文本是在鸠摩罗什之后，在此之前汉译佛典的原语是犍陀罗语。诸如早期汉译本中的“沙门”、“弥勒”、“和南”等汉传佛教概念并不能与梵文对应，而是带有犍陀罗语等中亚语言的特征。从图像材料来看，早期汉译佛典与犍陀罗的佛传浮雕十分契合。基于以上例证来看，孙老师认为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早期汉译佛典的权威性。接下来，孙老师阐发了犍陀罗对中土政治和信仰世界的影响。佛教的菩萨信仰在犍陀罗地区兴起，并在宗教信仰和政治宣传中被抬高。极具代表的弥勒信仰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。弥勒信仰所具有的政治功能，在传入中土后为统治者利用，如：梁武帝、隋文帝、武则天等就曾竭力将自己打扮为弥勒下生的转轮王，以此来宣扬自己的合法性。造反者也借用弥勒，宣称此时为弥勒下生前的黑暗时代，号召大家一起改天换地。犍陀罗不仅对中土的政治文化有着影响，汉地的佛教信仰也有着犍陀罗元素。犍陀罗本盛行“七佛信仰”，在弥勒信仰兴起之后，出现了“七佛一菩萨”的观念和造像题材。我们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沿线有着不少关于“七佛一菩萨”的物质遗存。除此之外，“燃灯佛授记”和“佛钵”都体现出了犍陀罗对中古中国的影响。孙老师还对佛像的出现进行了讨论，他认为在相关文献没有出现以前，将佛像出现认定在2世纪较为合适。从图像信息来看，佛像与祆教当有不少的联系。这些信息都启示我们，应当对佛教的传播路线进行重新审视。

讲座结束后，孙老师和与会师生就地区佛教与商业的关系，域外僧团东行来华的动机，佛教的变化与唐宋社会思想变革，安史之乱后佛教与政治的联系，舍身饲虎本身故事的发生与构建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互动。

会场

孙英刚